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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忆东:以史为鉴看美联储各轮加息周期及危机

发布时间:2019-09-12 点击数:

  要闻 张忆东:以史为鉴,看美联储各轮加息周期及危机2018年9月6日 11:23:42

  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在美联储的五次加息周期之间或之后,世界各国发生了大大小小数起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这些都与美国的加息周期的及时或滞后影响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我们对1982年拉美债务危机、1987年10月美国股灾、1990年日本经济危机、1990年台湾股市大跌、1994年墨西哥货币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及1998年俄罗斯债务危机、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及近期2018年阿根廷和土耳其货币大幅贬值进行了梳理。我们发现:

  ——对于新兴经济体,美国处于宽松的货币周期时,全球流动性泛滥,资本流入新兴市场,美国进入紧缩的货币周期中后期:1)美联储加息导致高外债国家外债加重,引发债务危机;2)美联储加息导致脆弱新兴经济体货币面临贬值压力,资本流出,引发货币危机。

  ——对于美国国内,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了资产价格上涨,当美联储加息时往往会刺破资产泡沫。

  本轮危机逻辑:经济发展期拉美国家过度外债——后期经济增长难以支撑外债——美国利率上升、美元走强下拉美国家偿债能力下降导致的债务危机。

  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通过外债弥补本国储蓄缺口以获得经济增长,拉美国家外汇储备增长缓慢,但外债持续上涨,导致外债占外汇储备比重自1979年后持续增长。拉美主要国家中墨西哥和巴西的外债问题最为严重。更为致命的问题是,在拉美国家的外债中,短期负债占比过高。1981年,墨西哥、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的短期外债比都处于高位。

  1978-1981年,美联储联邦利率在波动中上升,整体利率处于高位,但拉美国家外债仍以每年20%-22%的速度增长。根据World Bank的数据,1979-1980年,拉美国家GDP实际增长率达6.6%和6.4%,然而,高负债、进口替代战略[1]和单一出口结构下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1981年经济增速降到-0.2%。

  恶化的经济又进一步降低了拉美国家偿付能力,恶性循环开始。1981年拉美国家整体外债/储备已达9.07倍,墨西哥的外债比高达19.25倍。1982年初,美联储联邦基金利率再度上升,由于多数负债采用浮动利率,这提高了拉美国家债务利息和借旧还新的成本。

  在1981年,美元就开始走强,一方面使得原油价格下跌,另一方面使得盯住美元的拉美国家被迫升值,这都不利于拉美国家创汇。1982年美联储加息后,美元指数持续走强,以美元标价的石油进一步走弱,恶化了以石油为主要出口品的拉美国家的经常账户余额,外汇储备下降。

  以墨西哥为例,1981年墨西哥经常账户赤字达到最大,短期外债利息/储备已高达90%。1982年随着美联储加息,2月墨西哥比索一次性贬值。1982年墨西哥不得不多次一次性贬值以改善经常账户逆差,从数据看1982年墨西哥经常账户赤字确实较1981年下降。但是,贬值预期上升,使得对墨西哥的整体资本流入(直接投资、组合投资和其他投资)下降,无法弥补经常账户逆差,外汇储备减少。储备下降和美元标价债务上升导致墨西哥总外债比拉升到103.46倍,短期外债比达31.4%,墨西哥宣布无力偿还债务标志着拉美国家债务危机的开始。

  [1]进口替代战略核心为减少进口,国内自产替代进口,这在短期内能推动本国产业发展。但是这对落后国家而言意味着技术扩散有限,不利于长期发展。

  本轮逻辑:俄罗斯经济衰退、外债增长——1997-1998年强势美元下油价下跌、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外资流出,俄罗斯外汇储下降——借新还旧、利率上升导致债台高筑,债务危机发生。

  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正式独立,其继承了约900亿美元前苏联遗留的外债。截止2000年12月,在俄罗斯日益增长的外债中,仍有57%为前苏联债务。1992年俄罗斯进行了“休克式”改革,这使得俄罗斯经济陷入了衰退,GDP连年负增长。政府收入增长缓慢,1995年开始俄罗斯多为财政赤字。俄罗斯政府通过内债、外债弥补赤字。内债由1992年的0.9亿卢布上升到1997年的4510亿卢布。外债由1993年的1124亿美元上升到1757亿美元,远高于外汇储备。

  ——俄罗斯主要通过石油出口创汇,1997年欧佩克原油配额进行了调整,原油价格下跌,这导致以石油为主要出口品的俄罗斯经常项目恶化。1997年经常项目出现赤字,俄罗斯创汇能力急剧下降。

  ——同年,在美元升值周期中的亚洲国家(泰国、菲律宾)因外资出逃、索罗斯狙击难以维持固定汇率,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全球资本开始从新兴市场撤离,俄罗斯股指在10月开始暴跌。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1998年。组合投资由1997年的净流入478.8亿美元下降到1998年的108.3亿美元。

  经常账户赤字和资本流入导致得俄罗斯外汇流入下降,这影响了俄罗斯的外汇储备和外债:

  第一,俄罗斯实行汇率走廊制度,贬值压力下俄罗斯为了将汇率维持在汇率走廊内需要消耗大量外汇储备,1998年俄罗斯外汇储备为净流出。

  第二,俄罗斯BOP“金融账户:组合投资:净负债获得”中股票类资产较少,1997年和1998年债务类资产占比分别97%和94%,债券中又以政府债为主。为了抑制资本外逃,俄罗斯提高了货币市场利率和国库券利率以提高国债吸引力。1998年1月国债利率为29.4%,8月提高到84.2%。1998年俄罗斯外债中有50.1%的可变利率外债,利率上升还加重了已有债务负担。且利率的大幅提升不利于国内经济。

  第三,外汇收入下降,外汇储备流出导致俄罗斯偿外部债能力下降。政治动荡、经济下滑导致俄罗斯政府财政赤字缺口扩大,1997年4季度财政赤字占GDP比例为-1.12%,1998年1季度上升至-2.41%,2季度稍有回落至-1.78%。俄罗斯政府不得不通过借新债来偿还旧债和弥补财政赤字。如第二点所述,俄罗斯提高了利率,世界银行数据也显示1997年俄罗斯新外债承诺的平均利息为7.77%,1998年利息上升到9.17%,借新债导致整个债务负担上升。

  因此,1998年俄罗斯总外债相较于1997年上升了37%。1998年8月17日,俄罗斯政府宣布对债务进行延期(其中包括俄罗斯国债),拒绝偿付的范围扩大至新债务,债务危机被引爆。债务危机下,资本外逃进一步加剧,俄罗斯股市跌势延续,央行宣布提高汇率浮动上限,将汇率定在1美元兑换6至9.5卢布的范围内浮动(原定的卢布兑换美元的平均汇率为6.2比1,浮动限度不得超过15%),然而并未能阻止卢布继续下跌,此后美元兑卢布一度到了20.82的水平。

  本轮危机逻辑如下:美国加息下短期资本流出,墨西哥难以维持固定汇率导致货币危机。

  墨西哥实行爬行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当经常账户恶化时,比索就会存在贬值压力。墨西哥1990年起,经常账户长期赤字,金融账户为盈余,金融账户弥补了经常账户赤字使得比索汇率保持稳定。

  从流量来看,在墨西哥的金融账户中,直接投资资金在1991-1993年保持稳定,而资产投资组合资金逐年递增,其他投资波动较大。直接投资的稳定性较强,资产组合投资和其他投资多为短期投资,容易受政治局势和利率等影响。从存量来看,墨西哥的外债/外储自1988年开始回落,危机发生前处于较低水平。但是,其债务中仍然以短期债务为主,危机前短期债务比攀升。

  从内部来看,1994年墨西哥政治局势动荡,频现刺杀事件和暴乱事件。外部来看,1994年2月美国开始加息,时至1994年底,累计加息250bp。1994年10月,美元指数也开始回升。伴随着美国加息和美元走强,墨西哥国际收支中其他投资在二季度率先转为净流出,三、四季度持续流出。资产组合资金也在四季度转为净流出。为了维持汇率稳定,墨西哥政府动用外汇储备购买比索,储备见底,1994年末外汇储备减少183.98亿美元。1994年底墨西哥政府被迫放弃固定汇率,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1995年资产组合资金继续表现为净流出。

  次轮亚洲金融危机的逻辑如下:亚洲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美国宽松货币政策下资本流入——固定汇率下,美元对日元升值导致贸易高度依赖日本的亚洲国家经常账户大幅恶化——贬值压力加大,短期资本流出,外汇储备减少——金融危机发生,放弃固定汇率。

  1990年代,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缓慢。反观亚洲发展中国家,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中国都经历了高速增长。1991-1995年,马来西亚和泰国保持着8%-9%的年均增长率,较弱的印度尼西亚经济增长率也能达到6%。这远高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受墨西哥金融危机影响美国开始降息,于是国际资本大幅流入亚洲国家寻找投资机会。

  泰国和马来西亚都是钉住一篮子货币,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一揽子货币中高权重货币还是美元。1995年4月西方七国在“汇率变动有秩序反转”上达成一致,美日两国对外汇市场进行联合干预。美元走强、日元走弱,1995年4月底至1997年4月底,美元兑日元持续升值51%,这间接使得泰铢和令吉相对日元升值。

  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进出口贸易高度依赖于日本。具体表现为日本是印度尼西亚第一大进口国、第一大出口国,是泰国第一大进口国、第二大出口国,是马来西亚第一大进口国、第三大出口国。因此当日元贬值、本币升值时,这些国家的进口增加而出口下降,贸易赤字在1995年迅速扩大,经常账户恶化。亚洲国家通过金融账户顺差弥补经常账户赤字,对外债务也随之积累。

  由于贸易赤字不断扩大,泰铢的贬值压力不断上升。加之1996年泰国的经济增长出现下滑,而美国、日本的经济增长上升,短期资本回撤。泰国政府不得不抛售外汇储备以维持固定汇率,1997年泰国政府外汇储备累计流出9.9亿美元,外汇储备存量为26.9亿美元,为1990年来最低值。在国际游资的狙击下,泰国不得不放弃固定汇率制度,汇率一泻千里。避险情绪的上升导致短期资本从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撤离,金融危机开始蔓延。

  从经济增长数据来看,虽然在这轮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增长有所放缓。但总体而言,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较小。这主要是由于:

  ——从金融账户结构来看,中国资本流入以外商直接投资为主,是稳定资金。在1997年其他投资大幅流出的时候,FDI仍稳步上升。反观其他国家:泰国以其他投资为主,1997年大幅流出;印度尼西亚以其他投资为主,1997年流入大幅下降,同时组合投资流出;马来西亚也以FDI为主,相对稳定;菲律宾1996年组合资金大量流入,1997年迅速下降。中国没有实现资本账户自由流通,国际资本难以在短期内大量撤离。

  ——从存量负债来看,中国短期外债/储备自1994年一直处于低位。而泰国和印度尼西亚通过外债弥补赤字,短期外债占外汇储备比重持续上升,部分年份超过100%。

  此次金融危机中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受冲击最大,国际收支较稳定、外债较低的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受冲击较小。中国受影响最小,甚至从中获得了承接全球产业链的转移的契机。金融危机后由于其他亚洲国家受挫较严重,外商投资对中国资本密集型行业生产转移加快。香港、日本、美国和台湾是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地,金融危机后,虽然日本、台湾和香港对中国直接投资下降,但美国上升。从行业来看,金融危机后,普通机械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的外资企业数目增加最快,且这三个行业在1998年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占比重较低,分别为3.36%、2.90%和4.97%。

  本轮新兴国家货币大幅贬值的逻辑如下:美国经济走强、利率上升、美元走强下动摇市场对高外债、高通胀、经济脆弱新兴经济体信心,资本回流,货币贬值。

  2018年3月和6月,美联储各加息25bp,联邦基金利率上调至2%。美元指数在4月开始快速走强,一路由4月初的90上升到8月16的96.7,累计上升7.4%。美元的走强导致资本由部分新兴国家撤出,5月初至8月中旬,阿根廷比索最大跌幅31.4%,土耳其里拉最大跌幅40.4%。

  从墨西哥货币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我们就能发现美国经济走强、利率上升、美元走强带来全球资本流动,冲击经济脆弱的新兴经济体。从这一轮来看,阿根廷和土耳其都表现出了外债高企、通货膨胀高企的特征,由此成为资本率先流出的新兴经济体。

  对于阿根廷,其财政赤字在2015年激增,2016和2017年持续上升。高额的财政赤字一方面依靠外债来弥补,另一方面通过赤字货币化解决。阿根廷的外债一直保持在高位,2017年上升迅速。且阿根廷的外债中短期债务占比过高,2017年短期外债占外汇储备比重达140.7%。通货膨胀的阴霾一直笼罩着阿根廷,货币供应量的持续增长带来了20%的通货膨胀率。

  从长期来看,汇率是两国货币相对购买力的体现,阿根廷长期通胀高企下货币已然存在巨大贬值压力,而贬值后外债压力进一步加剧会再推升货币贬值。美联储的加息成为了导火索。由于阿根廷二季度国际收支数据尚未公布,我们通过ETF资金流向来看。2018年追踪阿根廷股票的ETF呈现出净流出,资本流出导致比索大幅贬值。贬值后,阿根廷政府提高了基准利率、承诺降低政府赤字,并抛售美元以维持汇率稳定。40%的利率水平和不断下降的外汇储备严重不利于阿根廷的经济增长,2018年阿根廷局势仍不稳定。

  土耳其同样面临着外债高企的困局,由于连年经常账户赤字,土耳其只能依靠外债弥补经常账户赤字。2016年经常账户赤字为331.37亿美元,2017年进一步扩大到473.78亿美元。进入2018年,土耳其仍旧持续着经常账户赤字。但是,美联储加快了加息步伐导致短期资本开始流出土耳其,2月组合投资率先转为净流出,外汇储备下降2.54亿美元,3月组合投资和其他投资双双流出,外汇储备大幅下降48.4亿美元。因此,从2月开始里拉已经开始贬值。

  政府的干预使得土耳其央行无法加息,反而在3月后货币供应增速上升。充裕的货币供给和持续贬值的里拉催生通货膨胀,4月土耳其通胀上升到10.85%,5月进一步上升到12.15%,由此导致里拉加速下跌。5月底,6月初土耳其央行曾两度加息以阻止资本外流,并声明央行的独立性以降低不确定性,稳定投资者信心。

  受美土外交关系恶化和美国进一步的金融、贸易摩擦影响,7月已企稳的里拉在8月再度开启暴跌模式。仅仅十余天时间,美元兑里拉汇率由2018/8/1的4.99上升到8/13的6.88,里拉跌幅达27.4%。里拉的暴跌引发了市场对新兴经济体货币的抛售,其中南非兰特、阿根廷比索和俄罗斯卢布跌幅较大。

  1987年10月19日美股大跌,带动全球股市大跌。道琼斯工业指数跌幅高达22.6%,标普500跌20.5%,其他地区指数如恒生指数下跌11.1%,富时100下跌10.8%,德国DAX下降9.4%,日经225当日下跌幅度较小,次日下跌14.9%。

  就事后白宫的声明、美联储说明以及美国经济数据来看,1987年美国失业率走低,核心通货膨胀微弱上升,经济基本面良好。时点上,处于美联储第一轮降息周期的后期。美联储本轮降息周期表现出了加息和降息的反复,在整个降息趋势下偶有加息波动。在10月股灾爆发前,联储曾进行六次加息(中间有一次降息),基准利率累计变化143.8bp。

  受益于宽松的货币政策,标普500自1984年起持续上升,一路上涨到1987年10月。在这一轮上涨过程中,EPS是较为稳定的,特别是在1985-1987年,EPS基本维持在14.5-15.0,而标普500估值P/E则持续上涨,带动指数走高。由此可知,这一轮指数的上涨是估值驱动的。暴跌或可理解为在宽松货币政策推高估值后,加息导致估值的均值回复过程,股票的暴跌更多体现为货币现象。

  本轮互联网泡沫的逻辑如下:互联网相关股票非理性上涨,美联储持续加息下估值承压,泡沫破裂。

  1995-1999年,美国处于一个相对低利息的市场环境,这为市场提供了流动性。以互联网企业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与消费的紧密关联,1999年美国进入加息周期,经济走势强劲,相关互联网企业收入利润高速增长。

  纳斯达克指数在1995-1999年的增长与标普500不相上下,1999年纳斯达克指数开始迅猛上涨。1999/1/4至2000/3/1,纳斯达克涨幅高达117%,同期标普500增长率为12%。在纳斯达克指数中,与互联网相关的计算机行业指数增长也是要高于工业行业指数增长。

  1999年6月美联储开始加息,联邦基金利率累计上调125bp。2000年美国经济增速放缓,相关互联网企业净利润削弱。2000年3月处于美联储第四轮加息的中后期,市场流动性的减少,估值承压。在估值和利润双杀下,纳斯达克非理性上涨不可持续,股指在3月13日大跌。

  本轮美国次贷危机的逻辑如下:宽松的货币政策下,美国政府鼓励购房导致次级贷款激增、推高房价——美联储加息,存量次级贷款违约率上升、新增房贷也下降,房价下降——MBS导致房产泡沫破裂带来的冲击在金融市场迅速扩散。

  1995,克林顿领导的美国政府出台了旨在扩大房屋自有率的战略性文件,其核心思想就是金融机构和政府应该帮助那些无力购房者实现买房梦。2000年,美国政府一方面将可申请担保的最低首付标准降低到3%。另一方面,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为房利美和房地美制定的低收入者住房贷款业务指标占总业务的比例达50%,2004年再度提升到56%。

  2001/1-2003/6是美联储第4轮降息周期,美国30年期的抵押贷款固定利率也随之回落。政府鼓励低收入者购房配合宽松的货币政策造就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繁荣,美国住房自有率波动中上升,房地产价格指数持续攀升。

  2004年,考虑到美国经济开始复苏,通货膨胀上升,美联储开始加息,这轮加息周期累计加息425bp。由于政府鼓励贷款买房,在加息开始开始时,美国抵押贷款利率并没有随着联邦基金利率上升而持续上升,而是呈现上升后回复的趋势。直到2015年9月,加息进行到中后期,抵押贷款利率才不断攀升。

  研究表明(Mian and Sufi,2009)这一轮的房债中次级贷款上升更快、穷人家庭负债上升更快。由于穷人可偿付资产少,对利率敏感,因此美国这一轮房价上涨的基础脆弱。伴随着贷款利率的上升,新增抵押贷款、特别是次级抵押贷款下降,房产价格回落。针对存量,利率的上升导致次级贷款的断供比例上升,当利率下降时断供上升的走势已经无法遏制。不良贷款激增,银行拍卖房产以收回贷款,这进一步降低了房产的价格,同时进一步导致贷款人放弃房产。

  本轮危机的核心仍旧是资产泡沫,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政府鼓励下使得房价走高,但房价的基础脆弱,紧缩货币政策刺破了资产泡沫危机发生。而银行的金融创新,MBS则放大了危机的效应、加快了危机在整个金融体系的传导,使得美国的经济危机进一步扩展到其他国家。

  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的角度来看,特朗普的财政政策与里根时期供给派财政政策最为相似。里根时期的减税政策刺激了企业投资,企业利润上升。赤字财政形成了巨大推力,1983年美国结束了连续数月的负增长,开始强势复苏,1983年一季度实际GDP增长率达1.59%,二季度上升到3.35%。在通胀的阴影下,联储将利率从82年底8.5%提高到84年8月11.5%,随着经济下滑加上拉美危机的影响,美联储暂停加,随后于86年7月重启加息。贸易赤字扩大、经济下行的压力,驱动美国开始推行广场协议以及与日本的贸易战争。

  虽然特朗普时代的财政政策与里根时代财政政策较为相似,但是,当前美联储的独立性并没有沃尔克时代强。特朗普的赤字财政和贸易保护主义呼吁低利率和弱势美元,政策不确定性也可能不利于经济,这或导致美联储延缓加息步伐。在本轮加息周期初始,美国经济复苏缓慢,因此美联储自2015年12月第一次加息后,历时一年,在2016年12月才再度加息。2017美国经济已有回升,2018年在特朗普减税、贸易保护、产业回迁、增加军费等刺激政策下,美国经济走强、甚至有过热风险。美联储在2017年加息三次,2018年初至今已加息两次。2018年一季度经济增长达2.77%,失业率较低,通货膨胀略超2%目标,美联储官员预计今年共加息4次,预计2019年将加息3次。

  从历史来看,针对新兴经济体,在美联储加息或美元走强周期中需重点关注短期外债指标、经常账户变化和金融账户结构。

  2)新兴经济体在危机前短期外债/外储普遍处于高位,随着外汇储备下降,该值在危机当年达到最大值。

  3)从流量来看,危机经济体的经常账户多为赤字,且赤字在危机前加大。为了弥补赤字,新兴经济体需要吸引金融资金流入。

  4)危机经济体的金融账户结构多为不稳定资金(投资组合资金和其他资金),热钱容易受利率等政策变化影响,美联储加息易导致资金流出,危机发生。

  5)汇率制度僵化,无法动态释放贬值压力,往往出现一次性的大幅贬值,进一步恶化预期。

  当前来看,部分新兴经济体在美联储加息、[2019-08-29]跑狗图北京大学药学院药事管理与临床药学系主任史录文教授告诉记,美元走强的背景下变得愈发脆弱:事实也证明阿根廷和土耳其已经发生了汇率大幅贬值,引发了市场对新兴经济体的关注。我们从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经常账户、短期外债、金融账户结构和资本流动这六个方面对主要新兴市场国家进行了分项评分和综合评分。3分表示“安全”,2分表示“中等”,1分则表示“风险高”,总分越高的新兴经济体韧性越强。

  评分显示[2],土耳其和阿根廷是风险最大的国家,当前已经陷入危机;需要重点关注南非和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墨西哥、马来西亚和香港等。俄罗斯、巴西、印度和泰国中仅有一项评分为1,中国和越南没有指标评分为1项目,整体是较安全的国家。

  [2]第一、经济增长:PMI上升,且都大于50,得分3;PMI大于50,得分2;PMI下降,且6月小于50,得分1. 无PMI数据的国家主要看经济增速。

  第三、经常账户:持续赤字,且占GDP比重较大得1分;赤字,但占GDP比重较小得2分;持续盈余得3分。

  第四、短期外债/60%以上得1分;20%-60%得2分;三年基本处于20%以下,或微超得3分。

  第五、资本流动:短期资本流出且带动储备流出得1分,其中阿根廷4、5月储备下降得1分;2017年和2018-q1短期资本均为净流入,且外汇储备增加得分3,;其与得分为2.

  第六:短期资本/直接投资上升且2018-q1超过1(菲律宾和南非短期资本流入、长期资本流出且该比例绝对值大于1),得分1;该比例绝对值小于1的得分为3;其与得分为2.

  衡量经济基本面和债务是否稳健的指标包括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经常账户和短期外债占外汇储备比重。

  从经济增长来看,越南、印度、中国、中国香港和土耳其一季度经济增速大于2017年四季度,但从频率更高的PMI数据来看土耳其和中国香港6月PMI小于1月,且回落至50以下。需重点关注的是经济增速大幅回落、且PMI下降的国家:巴西和俄罗斯。

  从通货膨胀来看,阿根廷和土耳其的通胀水平居高位,也因此货币大幅贬值。其他新兴国家并未出现恶性通胀,菲律宾、墨西哥和南非的通胀稍高。

  从经常账户来看,阿根廷和土耳其的问题最大,经常账户赤字占GDP比例持续扩大。此外,南非、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亚经常账户赤字占GDP比例在新兴国家中也较高,印度也有上升趋势,菲律宾由盈余转赤字也需要关注。中国一季度经常账户出现赤字,需关注。

  从短期外债占比来看,除了阿根廷和土耳其,还需要关注马来西亚和南非,这两个国家的短期外债占外储比重达60%以上,倍数于其他新兴国家。

  短期资金的大进大出是造成汇率短期波动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以短期资本流入的规模、短期资本/直接投资、外汇储备变动及短期资本存量/储备资产[3]来衡量金融账户的安全性。2017年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都表现为短期资本流入,在2018年美联储持续加息、政治经济环境具有较大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短期资本(以下短期资本指组合投资资金和其他资金)很有可能撤出新兴市场以寻找安全资产。

  短期资本/直接投资这一比例较高的是土耳其、阿根廷和印度,2018年Q1分别10.3、5.7、2.9,金融账户容易受到短期资金的冲击。土耳其短期资本已经开始净流出,并导致官方储备减少,已经发生货币大幅贬值;阿根廷虽然一季度短期资本为净流入,官方储备也上升,但是4、5月储备大幅减少,5月储备相比于2017年底减少49.6亿美元,阿根廷5月汇率已经出现大跌。印度在新兴国家中经济增长快,短期资本大规模流出可能性小。

  菲律宾直接投资流入,但其短期资本持续流出,且流出要远大于直接投资流入,并带动官方储备持续下降,需要重点关注。

  南非虽然短期资本仍为净流入,但其直接投资常年流出,并在2018年带动官方储备下降。

  马来西亚和墨西哥2017年短期资本为净流出,考虑到两国,特别是墨西哥直接投资比重大,短期资本对外汇储备的冲击较小。但仍需关注2018年短期资本是否会延续流出态势。

  巴西、俄罗斯和泰国近几年短期资本都为净流出,但其官方储备上升。巴西官方储备积累得益于大量的直接投资,巴西近期的货币贬值主要是由于国内政治环境不确定性大。泰国的官方储备积累则得益于经常账户盈余,且泰国的流出缩减。无需过度关注于短期资本流出。

  中国香港[4]也是短期资本流出,直接投资流入,官方储备积累。但香港近期短期资本/直接投资占比绝对值超过1,一季度短期资本和直接投资双双流出。且香港2018年一季度的投资组合资金流出远高于2017年四季度流出,需关注短期资本流出对香港汇率和股市的冲击。

  中国2017年扭转了资本流出的态势,短期资本和直接投资双双流入带动外汇储备积累。2018年一季金融账户数据较健康,但受贸易战影响,经常账户341亿美元逆差需关注。

  印度尼西亚、阿根廷、墨西哥和南非的短期资本存量/储备资产值较高,当发生大规模资本流出时,其储备资产抵御能力差。

  [3]为从多个维度分析短期资本,这里的短期资本存量为外国对本国短期资产持有存量。

  [4]为了与上文一致,考虑到香港金融中心的特殊性,在短期资本中我们将国际收支平衡表和国际投资头寸表中的“其他投资——银行:货币和存款”从其他投资中扣除。

  汇率制度是否具有弹性而不僵化也是需要关注的重要因素。2018年以来,除了土耳其和阿根廷出现大幅贬值,其他新兴经济货币对美元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贬值,一定程度上释放了风险。8月土耳其里拉受政治因素影响再度暴跌,引发市场对新兴市场货币的抛售。我们将美元兑各国货币汇率与处理后的MSCI新兴市场货币指数做对比[5]。整体而言,需关注经济体货币贬值程度大于相对安全经济体(除巴西)。

  ——需关注经济体中,亚洲新兴经济体货币贬值更加缓慢、波动性更小。其中,马来西亚令吉对美元贬值幅度一直小于新兴市场整体幅度。但马来西亚6月PMI回落至50以下,且短期外债占比高。基本面或不可支撑起汇率水平,后期需关注马来西亚令吉走势。由于香港采取联系汇率制度,汇率弹性小。虽然香港整体经济向上,但近期香港短期资本流出量大幅上升,港币贬值压力大,后续需关注港币走势。

  ——相对安全新兴经济体货币在4月也出现一波贬值,5月一波升值后,6月中旬重启贬值趋势,8月受土耳其影响相继出现不同程度贬值。中国、泰国和越南贬值幅度要小于整体新兴市场货币,但就目前数据来看这几个国家基本面都较好,是相对安全新兴经济体。后续可关注这几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动态。针对中国需重点关注贸易争端对经常账户影响以及人民币汇率预期的变化。

  [5]第一,我们将2018年1月3日的美元兑新兴国家汇率作为基准(=100),以比较不同新兴经济体的货币走势。

  第二,由于美元兑其他货币升值表现为汇率数值上升,为方便比较这里选取了MSCI新兴市场货币指数倒数做对比。MSCI新兴市场货币指数上升,表明新兴市场货币升值;而其倒数值上升,表明新兴市场货币贬值。方便与美元兑其他货币汇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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